中国工程院院士邱贵兴:医有德而行有恒 对于患者,就算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,也应尽百分之百的努力,去挽救他。 ——文/ 邱贵兴 邱贵兴,中国协和医科大学、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学系主任,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院及香港大学脊柱外科中心主任,主任医师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200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。 在当今社会,很多人将看病当作购物,认为自己是消费者,花了多少钱,医生就要为他办多少事情。其实,这是市场经济后的一种金钱万能的错误思维。 上天对每个人都很公平,贵胄白丁,患病的几率是一样的,纵使腰缠万贯也难逃一死。医生不可能将所有疾病都治愈。但是,现在很多人对此并不理解。媒体的宣传也并非都符合事实。为此,有些老百姓眼中的医生由白衣天使变成了非常可怕的骗钱魔鬼。 不可否认,有些医生工作不认真,人命关天的大事,草率作出决定。还有些医生,患者本来有50%治愈的希望,但因为担心有一半治不好,一旦出现问题就有可能被告上法庭,所以不敢全力抢救,而是首先想到自保,如何规避责任,使患者丧失了救治的机会。 这些现象的出现使医患双方都很不满意,但最终受害的是广大人民的健康。因此,迫使我们冷静下来思考,到底问题出在哪里。 医生的职责 大家都知道,生命最重要,因此,医生应该是素质最高的,医术不能差,医德更重要。作为外科医生只会开刀是不行的,充其量是个手术匠,一名合格的外科医生要具备分析能力,分析手术的利弊,不能为了利益的驱使而盲目地为患者开刀,而是一切以患者的利益为先。我在陕北农村的十年多从医经历让我感悟颇深。 1968年,遵照中央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”的指示,我们这些全国唯一的八年制协和医科大学的“资本主义苗子”全部分配到了大西北的农村,而我被分配到了陕北的公社医院。 60年代末,陕北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极差,基层倒是有医生,但大多是从卫校刚刚毕业的,有些是护士提拔成医生。我们刚从学校毕业,很多手术不会做,甚至都没见过,但没人指导我们,只有靠自己,找一些书籍自我学习;没有手术用的设备,就买紫外线灯和高压锅,用以手术室消毒。 有一次,一名肠梗阻患者从几十里外的村子好不容易赶到医院,需要立即手术,等不到往城里送了。由于情况紧急,救人要紧,于是我们当机立断,准备了一个简单的手术室为他开了刀,才稳住了他的病情。 那时候,我们什么病都要治,不光是治外科病,要给婴幼儿看病,还要给女患者上环,刮宫,甚至连牙科也要看。来了肺炎患者还要为他输液,手术麻醉都得自己做…… 由于陕北农村都是黄土高原,病人来医院需要翻山越岭,很不方便,所以常要下乡出诊,记得有一天深夜,一位村民气喘吁吁地跑来找我,说家里有人难产,睡意正浓的我一骨碌地从床上爬起来,拿起急救箱就跟他走。翻山越岭、长途跋涉,从星月交辉走到朝阳升起,到了老乡家里,我才意识到,处理产妇,从没学过,更何况是难产。但也顾不上这些了,村民信任我,将生命交付给了我,我就要完成这个使命。 好在在学校时学过妇产科,因此硬着头皮一边看书,一边为她做检查,同时采用药物、产钳等各种方法,终于孩子平安出生了。看到母子平安,自己内心有说不出的激动和高兴,这毕竟是自己独立处理的。病人全家都很感激,竟然将自己过年都舍不得吃的鸡蛋煮给我吃,临走之前还挑了一袋最好的红枣塞给了我。 当年我们为老百姓看病,医患双方是互相信任的,出现问题也能商量,没有现在这样多的医疗纠纷,更没有经济利益关系。虽然生活清贫,但医患关系融洽,好多朋友都是治过的病人,这让我们与乡民之间很自然地建立起了一种深厚的友谊。 现今的医患关系变得如此复杂确实值得深思,本人认为有很多因素,包括社会因素、医生的素质、患者的观念,还有经济利益等都掺杂其中。但其主要原因,不在医生,也不在患者,最关键的是社会因素。如上所述,我在延安农村,千方百计为百姓治病,受到百姓的欢迎,但如果在现在的环境下,是行不通的,甚至会认为我是草菅人命,至少是扩大执业范围。 那是否可以认为现在的规章制度不如以前合理呢?实际并非如此,因为随着改革开放,经济全面发展,思想也有不断变化。以前大学毕业生几十元钱还能维持一家生活,现在没有钱寸步难行。再加上思想教育的放松,社会上以经济利益为主的医生,尤其是游医,甚至没有行医执照的不法医生也大有人在。因此,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,制定相应的规范化制度,进行行业管理是必要的。问题是,如何做到既要学习国外的规范化管理,又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,这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。国外农村医疗条件与城市差别不大,我国的城乡差别与国外无法相比,医护人员的待遇也无法与国外相比。而好多管理方法却盲目学习国外,就必然会产生无法解决的矛盾。 医患关系紧张的另一原因是,当前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非常紧张,互相不信任,老人跌倒后竟然无人帮助、无人扶起,医患关系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典型体现,医患双方互相指责,互相不信任,导致关系越来越紧张。而恰恰忘记了导致关系如此紧张的原因不是医患双方,而是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。 身为医生,其他的因素我们无法控制,但自身素质是可以提高的。所以年轻医生的医德教育是很重要的。 在科室建设上,应当重点培养那些会为大家着想的医生。一名医生只有发自内心地为他人着想,才会真正从患者角度出发,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。学术会议也不能单纯地进行技术的教育培养,也应进行人文教育,给年轻医生举讲实例,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,如何为患者着想,磨练他们的思想意志。 当然,培养人才的关键在于从小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。现在的小学生,多为独生子女,养尊处优,如果家庭、学校的素质教育跟不上,将来必定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。 试想一下,如果一个没有医德的人当了医生,他不考虑患者的病痛,只考虑怎样赚钱,没有病的却偏偏说成有病,哄骗患者使用假药,甚至危害生命……后果就会很严重。 夯实医学基础知识 另一件让我担心的事实是,现在很多医生的医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越来越薄弱,很多人只会看CT跟核磁片子,不会给患者做检查。患者一到就让照核磁,甚至都不照X光片,老百姓误以为核磁是万能的。其实,CT有CT的用处,核磁有核磁的功能,核磁和CT都取代不了临床检查和X光片的作用。这些基本的常识,很多医生居然不懂,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 医者行医,夯实基本功非常重要。美国的医学教育理念认为,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,也是最复杂的,读医学院校的学生,学业必须优异,且要在读完大学本科后,才有资格考医学院。因此,他们对医学生的选拔要求很高,素质一般的人考不上医学院校,当不上医生。 协和的医学教育也秉承了这一理念。60年我考入协和,但我没想到的是,入学后我们是在北京大学报到,发的是北大的学生证、北大的校徽,前三年完全是北大的学生,上数学课和上数学系的学生一起;上物理课与物理系的学生同行。三年过后还要考试,不合格,就淘汰。 1986年我赴加拿大做访问学者,当时师从脊柱外科的主席Gorden. Armstrong教授,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开始研修脊柱外科。一年之后归国。 回到协和后我才发现,国外专业划分很细,而我国却没有细分专业。我认为这样不行,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,熟能生巧,。只有详细地划分专业,才能迅速提高医疗服务质量。在我的一再坚持下,协和骨科成为了当时全国少有的几个专业划分较细的科室之一。 医学领域博大精深,作为医生,绝对不能轻易说出“没希望了”这句话。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天职,就算有些时候希望渺茫,日后真的难以恢复,我们也要努力去尝试。 有一次,有位已经瘫痪的患者被送到我们科室,经检查所有人都认为恢复的希望渺茫。但她的家属说:“我们跑遍了全国很多医院,这里是最后的希望了,求您就给我们死马当活马医吧。”科室决定尽力抢救并立刻为她做了手术。但手术之后仍未见成效,他们抬着病人离开了医院。 几个月后,传来了她可以下地的走路消息,大家由衷地感到高兴。现在回想起来,这也许就是我们人生中最快乐的一件事吧。但如果反思一下,患者家属若手术后未见效,大闹医院;或者医生认为希望不大,病人家属又不愿承担风险,不敢做手术,那将会是另一种多么可怕的结果?所以,医患关系紧张的受害者是病人。于医生而言,对于患者,就算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,也应尽百分之百的努力,去挽救他。但患者要理解,医生不是神。 医生的成长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,我们应该感谢患者,因为我们娴熟的技术都是从无数患者身上积累下来的。医生与患者应该是亲密的战友,是要站在同一个战线上共同对抗“疾病”这个敌人,而不应该祸起萧墙。
脊柱由一节节的椎体连接而成,正常情况下,相邻的两节椎体是对齐的。但是如果相邻椎体不再对齐,也就是上面的椎体相对下面的椎体向前或者向后滑移,就叫做腰椎滑脱。腰椎滑脱是骨科的一种常见疾病,严重影响患者生活